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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过去的十多年中，刘皇帝在大汉文化事业上，还是给了不少鼓励的。对于那些学士鸿儒，待遇优渥，每年也划拨为数不少的款项以支持编书，尤其是史书，刘皇帝更是重视。
大汉的宰相们，也都参与其中，除赵普之外，基本都会挂着个集贤殿大学士，或者监修国史的头衔。
前宰相薛居正，更曾花费了近十年时间，在三馆带领文士们，编写了大量的史作，可以说，在乾祐中期到开宝年间，大汉诞生了大量的文史著作。《新唐书》、《国史》、《三代史》、《实录》等，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，而唐末以来混乱的中国历史，也得以梳理清晰。
开封三馆，曾经过两次扩建，洛阳更是堂皇，到如今，国家藏书至今已然突破三十万册。要知道，大汉刚刚建立时，三馆藏书还不足其十一。
其中，除了少量地方进献之外，都是朝廷花费了大价钱从民间搜集网罗的。当然，南唐在这方面有莫大的功劳，当年，太子刘旸从金陵宫廷一次性地收获超过十万卷藏书，作为战利品，运往东京。
从刘皇帝对藏书、编书的重视，就可以看出，他在文治上的努力。而这些年，大汉民间的文化氛围，也是日趋浓厚，就洛阳城内，每年各种文会、诗会，也几乎成为一种流行了，不论是乐在其中，还是附庸风雅，与者甚重。
虽然文臣的地位仍旧相对处于弱势，但大汉的文化事业，却毫无疑问在蓬勃发展，民间的活力也是与日俱增。赫赫武功之下，大汉的文治，也算薄有成就。
张昭此番所献类书，也是开国以来动用人力最多，耗费时间最长，广引古书，集炼而成。最初也是由薛居正主持，后来薛居正外放剑南道，又由张昭替之，而朝中重臣，如魏仁溥、陶谷、刘温叟、李浣等人，都曾参与，至今方成。
